而“践行”这一说法的经典案例，就是“戴安娜车祸”事件。英国王妃戴安娜为躲避“狗仔”队追踪发生车祸，“肇事”的“狗仔”不去救人，却一拥而上抢镜头，甚至为了一个理想的位置，还推搡前来救助的警察。时间前溯，1985年，一些日本记者提前获知黑帮要去报复某公司老板，他们不去报警反而提前赶到现场架机等候，最终“忠实”地记录整个凶杀案的过程。
这种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“敬业精神”，被“弘扬”在金钱、猎奇、媚俗的变异新闻价值取向的背景下，毫不奇怪。“记者，不能成为灾难现场的看客，更不能以灾难为卖点噱头，来吸引看客眼球，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”这段话于2006年出自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官员之口，那一年，河南电视台女记者曹爱文面对落水儿童放弃采访上前施救而被誉为“中国最美女记者”。
我经常在基层采访，也曾多次遇到突发事件。2002年某天，大同新荣区有煤矿发生事故，我赶去的时候，矿工们不知为何和煤矿保安发生冲突。20多名赤手空拳的保安被上百矿工分隔包围，石块、棍棒、啤酒瓶到处乱飞，场面触目惊心。眼看要出大事，我不知哪里的勇气，奋力冲到被打得最惨的一个保安跟前，那时他已经不省人事，但棍棒还在雨点般地砸到他身上，我举起双手大声喊：“我是记者，大家有什么可以和我说，再这样打下去会出人命。”一瞬间，这些看上去已经失去理智的矿工们停了手，有人喊：有记者有记者，让记者为我们做主。“记者”两个字，在这个时候救了人命，但同时，作为记者的我，也失去了应该记录的现场，孰轻孰重，当然不言自明。
再一次，是2008年大同某小区发生大爆炸，我在爆炸后10分钟先于大部分救援人员赶到现场。现场异常惨烈，一座住宅楼的一个单元从6层到1层全部坍塌，周围住宅楼的窗户、玻璃全部被冲击波击碎，满眼都是废墟。我打开相机，正准备拍摄，这时，镜头里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，在一个近3米高的平台上，几名满脸是血的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正要往地面上跳。我立即收起相机，大喊喝住她们，然后把车开过去，蹬着车顶把她们接了下来。触目惊心的鲜血和惊恐的表情令人至今难忘，不要说失去了一个难得的灾难现场的镜头，就是永远失业，我也不愿意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
从职业来讲新闻重要，从人的良知来讲生命更重要。在特殊的新闻现场，是做一个忠于职守的记录看客，还是挺身而出，其实是个无需选择的命题。（图/文 郭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