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绕法庭言辞入罪和泄露案件信息入罪的草案条款，朝阳区律协在阐述理由时表示，“文意过于宽泛，难以掌握和遵循”，其担心“将立法权让渡与司法机关进行第二次立法”的可能性，相应提出多条具体建议，比如对笼统的条文表述予以“全部列举式规制”和明确的期限约束，以及“增加对律师执业保护的但书条款”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“全国最大基层协会”，朝阳区律协此次上书行为，除了对具体条款的逐层递进式建议，更重要的是作为律师行业组织主动担起汇集各方意见、梳理整理并及时传递、善意表达的责任。
诉讼参与各方有义务共同维护法庭秩序，对新一轮司法改革“以庭审为中心”、进一步激活实质辩护也责无旁贷。维护秩序不能牺牲控辩双方的发声权利，“律师界对该条款存在争议，是担心其在执行中被歪曲，以致损害执业权利”，而越模糊的法条表述，恰恰越容易导致执行中的扩大化和被扭曲。
立法行为，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争论，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再正常不过的现象，法律对社会成员与行为的规范也必然涉及到各方面、不同主体的权益，立法本身更被称作“妥协的艺术”。在立法活动中，各方主体尽可能拥有均等机会与平台的诉求表达乃至游说权利，便成为关键所在。朝阳区律协的此次上书，之所以引来律师界人士超出行为本身的诸多赞许，乃在于律协本次举动在以往并不多见。律协作为依据《律师法》成立的律师行业组织，担负“保障律师依法执业，维护律师合法权益”的法定职责，但在过去律师执业遭遇困难、包括个案履职面临阻挠时，律协出面的屈指可数。
事实上，律协出面甚至以组织的名义发声，不仅是律师合法权益维护的需要，也是健康、科学的立法活动的内在要求，与相关条款关系密切的群体，都有表达意见并确保相关建议有效抵达的权利。但在以往的类似场合，由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属性，侦控审机关不仅话语权相对强势，而且也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更多地参与立法活动，加之“部门立法”现象的长期存在，使其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立法进程。相对而言，律师的角色和地位便显得尤其弱势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律协的长期缺位和消极作为，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。此次朝阳区律协的举动值得肯定，更多是由于其组织化的意见表达形式，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律协代言律师权益的法定职能。
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，解决“庭审虚化”、走过场和摆形式的问题，其实同时也是求解“法官老把律师赶出法庭”现象的过程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则强调，律师是“人民法院的同盟军，是实现公正审判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”。由是观之，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辩护权益，是司法赢得权威的关键，同时也是重新审视本轮法庭言辞入罪讨论的重要切入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