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28日，辽宁省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对开庭审理的减刑、假释案件依法派员出席法庭并发表检察意见，严格把住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“出口关”。 本报记者程丁摄
有钱人“提钱出狱”、有权人“以权赎身”，审判阶段轰轰烈烈、执行阶段暗箱操作……近年来，一些有钱人、有权人“真减刑假服刑”现象引起社会公众强烈不满。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于2014年3月至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，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、金融犯罪、涉黑犯罪等“三类罪犯”刑罚变更执行情况，严查背后司法腐败，促进刑罚依法正确执行。专项检察活动中，检察机关是如何发力与“提钱出狱”“以权赎身”现象展开“斗争”的?带着这一问题，记者近日来到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一探究竟。
对“三类罪犯”逐人建档逐案审查
调阅“三类罪犯”的历次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卷，逐人逐案进行审查，逐人填写专项活动审查表，做好备案建档。专项检察活动中，吉林省检察机关对“三类罪犯”进行了一次彻底大排查。
“我们要求首先对‘三类罪犯’进行清理摸底，在清理摸底中做到对‘三类罪犯’逐人建档、逐案审查。”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袁其国介绍说。
为充分掌握违法情况，检察机关在做好“三类罪犯”审查工作的基础上，“对内”深入监管场所发放问卷、约谈个人、设置信箱等，“对外”在社会上公布举报电话。
通过一系列排查，检察机关共发现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850件。
梳理这些违法现象，袁其国介绍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:从前些年我们查办的这类案件所反映的问题看，“三类罪犯”与普通罪犯相比减刑间隔时间短、减刑幅度大，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。从薄弱环节看，减刑、假释主要是在计分考核、立功受奖环节容易出现假计分、假立功等问题;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在疾病诊断鉴定环节容易出现假鉴定等问题。
针对调查核实的违法问题，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意见，监督撤销违法减刑假释裁定75件;对暂予监外执行“三类罪犯”逐人见面，重新体检，监督有关部门对2244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依法收监执行，其中原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21人。
专项检察打掉200多个“保护伞”
河北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孙海等13人涉嫌受贿、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;陕西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陕西省甘泉县法院原院长刘志秀、甘泉县公安局原局长王昌平等12人涉嫌受贿、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……
“我们要求在严查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同时，深挖其背后的‘保护伞’，严惩司法腐败。”袁其国介绍说，在专项检察活动期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违法“减假暂”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213件252人。
为加大预防和查处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职务犯罪案件力度，检察机关对专项检察活动中查处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，发现这些案件的犯罪主体主要是负有办理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职责的执法司法人员，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较多。有的执法司法人员为谋私利而在多个环节上相互利用和勾结，形成窝案串案。从犯罪手段看，弄虚作假、权钱交易较为突出，作案过程较为隐蔽，反侦查能力较强，案件发现难、查办难、处理难。从犯罪后果看，这些案件影响恶劣，极大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公信力。
袁其国表示，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下一步将紧紧抓住“减假暂”执行中容易发生司法腐败问题的环节，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，促进司法公正。
同步监督堵塞“减假暂”漏洞
2014年7月2日，原足球裁判员陆俊提请减刑案，由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在陆俊服刑的司法部燕城监狱开庭审理。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派员参加了案件审理，并依法对庭审全程进行同步监督。
针对此次专项检察活动暴露出的问题，检察机关加强和规范检察监督，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堵塞产生问题的漏洞。对开庭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派员出庭并发表检察意见，就是检察机关规范监督的一项主要成果。
2014年8月，最高检下发《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规定》，明确检察机关对减刑、假释案件逐案审查，实行统一案件管理和办案责任制。这个《规定》除首次规范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减刑、假释案件法庭的职责任务外，还以“清单”方式明确检察机关要对六类减刑、假释案件一律进行调查核实。
而在此前两个月的2014年6月，最高检专门针对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下发了《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》。这个《规定》亮点之一是“要求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”，原来是厅局级干部的报最高检备案审查，原来是县处级干部的报省级检察院备案审查。
为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办理程序，2014年12月，最高检等5部门联合制定了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》。
“结合专项检察活动情况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，全面加强对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。”袁其国表示。
有钱人“提钱出狱”、有权人“以权赎身”，审判阶段轰轰烈烈、执行阶段暗箱操作……近年来，一些有钱人、有权人“真减刑假服刑”现象引起社会公众强烈不满。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于2014年3月至12月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，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、金融犯罪、涉黑犯罪等“三类罪犯”刑罚变更执行情况，严查背后司法腐败，促进刑罚依法正确执行。专项检察活动中，检察机关是如何发力与“提钱出狱”“以权赎身”现象展开“斗争”的?带着这一问题，记者近日来到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一探究竟。
对“三类罪犯”逐人建档逐案审查
调阅“三类罪犯”的历次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卷，逐人逐案进行审查，逐人填写专项活动审查表，做好备案建档。专项检察活动中，吉林省检察机关对“三类罪犯”进行了一次彻底大排查。
“我们要求首先对‘三类罪犯’进行清理摸底，在清理摸底中做到对‘三类罪犯’逐人建档、逐案审查。”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袁其国介绍说。
为充分掌握违法情况，检察机关在做好“三类罪犯”审查工作的基础上，“对内”深入监管场所发放问卷、约谈个人、设置信箱等，“对外”在社会上公布举报电话。
通过一系列排查，检察机关共发现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850件。
梳理这些违法现象，袁其国介绍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:从前些年我们查办的这类案件所反映的问题看，“三类罪犯”与普通罪犯相比减刑间隔时间短、减刑幅度大，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。从薄弱环节看，减刑、假释主要是在计分考核、立功受奖环节容易出现假计分、假立功等问题;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在疾病诊断鉴定环节容易出现假鉴定等问题。
针对调查核实的违法问题，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意见，监督撤销违法减刑假释裁定75件;对暂予监外执行“三类罪犯”逐人见面，重新体检，监督有关部门对2244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依法收监执行，其中原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21人。
专项检察打掉200多个“保护伞”
河北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孙海等13人涉嫌受贿、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;陕西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陕西省甘泉县法院原院长刘志秀、甘泉县公安局原局长王昌平等12人涉嫌受贿、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……
“我们要求在严查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同时，深挖其背后的‘保护伞’，严惩司法腐败。”袁其国介绍说，在专项检察活动期间，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违法“减假暂”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213件252人。
为加大预防和查处违法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职务犯罪案件力度，检察机关对专项检察活动中查处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，发现这些案件的犯罪主体主要是负有办理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职责的执法司法人员，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较多。有的执法司法人员为谋私利而在多个环节上相互利用和勾结，形成窝案串案。从犯罪手段看，弄虚作假、权钱交易较为突出，作案过程较为隐蔽，反侦查能力较强，案件发现难、查办难、处理难。从犯罪后果看，这些案件影响恶劣，极大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公信力。
袁其国表示，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下一步将紧紧抓住“减假暂”执行中容易发生司法腐败问题的环节，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，促进司法公正。
同步监督堵塞“减假暂”漏洞
2014年7月2日，原足球裁判员陆俊提请减刑案，由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在陆俊服刑的司法部燕城监狱开庭审理。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派员参加了案件审理，并依法对庭审全程进行同步监督。
针对此次专项检察活动暴露出的问题，检察机关加强和规范检察监督，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堵塞产生问题的漏洞。对开庭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派员出庭并发表检察意见，就是检察机关规范监督的一项主要成果。
2014年8月，最高检下发《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规定》，明确检察机关对减刑、假释案件逐案审查，实行统一案件管理和办案责任制。这个《规定》除首次规范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减刑、假释案件法庭的职责任务外，还以“清单”方式明确检察机关要对六类减刑、假释案件一律进行调查核实。
而在此前两个月的2014年6月，最高检专门针对职务犯罪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下发了《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》。这个《规定》亮点之一是“要求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”，原来是厅局级干部的报最高检备案审查，原来是县处级干部的报省级检察院备案审查。
为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办理程序，2014年12月，最高检等5部门联合制定了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》。
“结合专项检察活动情况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，全面加强对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监督。”袁其国表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