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被告人因面临刑罚的危险，为保障其人权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将辩护权作为被告人权利的核心。普通程序、简易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，对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都有规定，但实践中真正使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并不多，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和研究。
最后陈述权具有三大特征
最后陈述权具有防御性。首先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任何阶段都可以行使辩护权，最后陈述权则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才开始行使。其次，最后陈述权的行使方式以直接言词为原则，而辩护权并不限于言词原则，还可以有其他形式为辅助。再次，辩护权是以对抗为前提，最后陈述权的主体垄断性排除了控诉方的抗辩。
最后陈述权具有专属性。最后陈述权的行使主体具有专属性，任何其他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剥夺其权利。辩护权行使的主体除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之外还有律师，而最后陈述权行使的主体专属于被告人，排除律师。虽然该权利专属于被告人但又不同于人身权。人身权与人身不可分离，并且人身权不可以放弃，最后陈述权也专属于被告人，但其是为了抵消控诉方指控的诉讼利益，并且可以为被告人放弃。
最后陈述权具有绝对性。只有被告人表示放弃或者已经行使，权利的行使才能终结。权利行使过程中法官不得打断，控诉方不能反击，在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中，最后陈述权也不能被简化，即便是在死刑复核这一特殊的程序中，也要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。
两大诉讼价值保障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具有
两大诉讼价值。
平衡诉讼结构。被告人作为辩方不仅面临指控，还有被羁押的危险，力量的不对等很容易造成诉讼的倾斜。平衡诉讼结构，防止公权力膨胀，对被告人和整个诉讼而言都很重要。最后陈述权就是这样一种调和剂。被告人独占性地行使最后陈述权，不受任何人的剥夺，控诉方在被告人进行陈述之后，不能对其陈述内容进行抗辩，在整个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中加入当事人主义的色彩，将占优势的控方对抗权加以排除，显示出最后陈述权在整个诉讼中的平衡作用。
维护公平正义。最后陈述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，它为被告人实现合理诉求提供了一个平台，通过被告人的陈述，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、目的、过程全面展示给法官，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最后陈述阶段，被告人可以提出新证据和新理由，以致改变诉讼结果。可见，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对于维护公平正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直接影响了案件的正确审判。最后陈述权的程序价值在于被告人的参与，被告人在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，依然有权利陈述自己对案件的看法，能够为自己作有利辩解。整个过程的进行使被告人权利保障得到加强，对于诉讼来讲也更加公平正义。
实践中尚存短板
权利的本质难以体现。司法实践中，一些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的表达往往以“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希望政府对我宽大处理”等简略的陈述结束;还有些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向被害人道歉并承诺赔偿;也有一些以“我还有孩子，希望法官对我从轻发落”来博取同情。最后陈述权俨然演变成一种情感宣泄权。被告人期望在最后陈述阶段以其感人肺腑的“表演”来博得同情而不是以其合理的陈述来获得有利判决。尽管当前制度给予被告人自主的陈述权，但多数被告人受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政策影响，在诉讼中谨言慎行，很难主动行使权利，以致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。在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下要达到控辩双方的平衡，需要一系列的权利保障，但是立法并不完善。
缺乏律师帮助。最后陈述权设置在审判的最后阶段，此时被告人往往经历了羁押、审讯、法庭调查、法庭辩论等一系列被动压抑的程序，突然获得最后陈述权这样一个自主掌握的权利，被告人囿于自身素质和应诉技巧的限制，其陈述如果出现与案件无关或者侵犯他人权利的内容，法官不得不打断其陈述，这时被告人尤其需要律师帮助。但司法实践中，辩护律师一般不会主动告知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应该陈述什么。被告人毫无技巧的陈述不仅不能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，反而影响法庭秩序和法官对案件的认定。
缺乏法官解释与引导。法官对程序的进行有重要推动作用。但实践中，法官的提示仅仅是“现在被告人可以进行最后陈述”，对于被告人应该陈述什么、有没有限制、会不会影响判决，被告人都无从了解。而一旦被告人的陈述有侵权或者蔑视法庭的情况，其陈述就会被打断，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如履薄冰。
完善路径
建立律师帮助规则。为了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最后陈述权，应设立律师帮助规则。律师帮助规则并不是否认权利主体的垄断性，最后陈述权的主体仍然是被告人，律师仅仅是为被告人提供他所掌握的诉讼技巧和经验。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职业经验、辩护技巧，能够进行完整有效的陈述，经过辩护律师的培训，被告人就能在法庭上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对于被告人因为自身素质的限制不能完整陈述的，可以由律师进行引导式的回答。通过辩护律师技巧性的引导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告人的利益。
建立法官解释与引导规则。法官不仅承担着审判任务，也是各个诉讼程序之间的润滑剂。在庭审之初，法官需要向被告人解释说明最后陈述权的具体内容，使其了解权利的价值意义，给予被告人足够的时间去准备。在范围上，法官应当告知其陈述不能损害国家、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，陈述应当是与本案有关的内容，如果超出以上范围，法官可以打断其陈述。在方式上，陈述应当遵循直接言词原则，内容记入笔录。如果提出新的证据可能影响案件裁判，可以恢复法庭调查;如果提出新的理由，可以恢复法庭辩论;被告人不能独自完成陈述的，法官可以引导被告人以问答方式帮助其完成，以提高诉讼效率。
完善相关立法。无论律师的帮助还是法官的引导都是外部力量的帮助，是被动的实现过程，促使被告人主动实现权利的立法还很简陋。相比之下，被告人的辩护权立法相对完善，并且有一系列的诉讼规则来保障其权利的行使。而同是自力救济的权利运行模式，最后陈述权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。因此，必须增加权利保护规则，强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程序上的作用，使其真正由内而外、自上而下地运行起来。(王秋艳 王红丽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