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这个判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，多多少少被忽视了，那就是这个存在巨大争议的社会问题，最后居然是由法院来一锤定音。自然，最高法院不是去评判同性恋本身的是是非非，而是决定同性恋人是否有权建立法律认可的婚姻和家庭，以及取得附随与婚姻制度的一切法律权利，比如财产权、继承权、收养子女权、家庭完整权等。但是，在论证同性恋婚姻应当合法时，肯尼迪法官所运用的诗歌一样充满激情的语言，几乎像是在讴歌这一现象。
的确，尽管同性恋是一种普遍现象，但在任何社会都不居于主流，而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，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态度与对待方式。但在美国则有所不同。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，美国社会在西方世界内相对更保守更宗教化。同性恋、堕胎等问题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争议，是因为它们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，是以美国人如此郑重其事。西方历史上因为宗教问题引发的战争不在少数，足见这些问题的严重性。
简言之同性恋婚姻问题在美国是个社会问题，更是个宗教、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，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裂，进而引发情绪上的对抗，以及由此可能滋生的其他问题，乃至于愈演愈烈为社会对抗。所幸的是，美国的治理体制，已经为这类问题乃至所有的政治问题保留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套路，那就是一切交付给法院来裁断，权利保护法院说了算。
对于那些基于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问题，从来都没有什么非黑即白的正确答案，而且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都不一定错。对这些问题谁都可以有不同意见，其意见本身没有什么是非曲直的问题，以“思想自由、言论无罪”这八个字就可以轻松容纳。这些问题就算交给法院作出判决，判决的结论本身也不一定绝对正确，最多只是代表该审判庭多数法官的观点而已。我们看看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恋婚姻的这个判决，肯尼迪法官代表正方的判词婉约动人，但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代表反方意见的“异见”也掷地有声。这份判决是以5：4的比例作出的，足见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之分裂。这九名大法官是美国法律界“华山五绝”式的顶级人物，他们如有分歧，很难说谁对谁错。
如果不同的意见引发对抗甚至是冲突，那么这就是个大问题了，需要社会有个争端解决机制来和平处理这些矛盾。但是，司法系统的价值就在于，它能建立一套体制，由经过专业训练、具有职业伦理和公正精神的法官，严格依照事先建立的程序和实体规则来处理争端，最后得出的裁决，各方无论是否满意，都必须予以遵守。如托克维尔所说的，“司法工作的最大目的，是用权利观念代替暴力观念，在国家管理与物质力量使用之间建立中间屏障”。在各种争讼不惜的问题上，这是人类社会所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和平公正解决争端的手段。（作者 王江雨）
